"王军涛一出国，钱建军就从海外民运中消失了。当年，全美学自联召开代表大会，王军涛作为贵宾出席，身为总部监事的钱却没有出席。稍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召开代表大会，身为总部监事的钱依然没有出席。好多年后，我从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有关世界华人写作协会的消息报道中看到少君（钱建军在海外的笔名）这个熟悉的名字，才知道定居美国德克萨斯州修斯顿市的钱建军摇身一变，成了世界华人写作协会德克萨斯州分会会长。如今钱仍然在世界华人写作协会中活动，依然很活跃，只是从民运界转到了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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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谁出卖了王军涛？外界一直认定是费远，刘丹红在《情义无价》一书中也是这么写的。其实，除了费远，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神秘的人，费远只是“鱼饵”而已。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公安部发布了一份内部通缉令，上面有七位人士：严家祺，陈一諮，万润南，包遵信，苏晓康，陈子明，王军涛。中共当局将这七位人士视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要犯”，下令务必缉捕归案。

身为四通集团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因为有中国护照，出过国，在天罗地网布成之前，及时与四通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曹务奇等人离开中国，后来抵达法国巴黎。

严家祺，陈一諮，苏晓康在“黄雀行动”的救援下，1989年6月间逃离中国，经香港，抵达法国巴黎。包遵信与王军涛，王丹结伴逃离北京，先到东北，后经上海，抵达安徽。三个人都是“通缉要犯”，目标实在太大，不得不在安徽分头逃避追捕。包遵信是安徽人，就地隐蔽，不久在亲友处被捕。王丹在安徽亲友处短暂隐蔽后决定返回北京，抵京后与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联系，黄德北约王丹见面，被国安部门监听发现，黄德北被捕后“坦白交待”了王丹的行踪。当时王丹在黄德北包租的车上，司机是北京人，熟悉北京的交通道路，但最终没能逃脱天罗地网。1989年7月11日，《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被押解出境。

这样一来，尚未归案的“通缉要犯”就剩下了陈子明和王军涛。

陈子明和妻子王之虹隐蔽在广东湛江的一个远亲那里。

王军涛与包遵信，王丹分手后，只身前往武汉，1980年代，他曾经长期在武汉活动，办过工人夜校等。夜深人静，王军涛先来到华中师大刘卫华家，当时刘卫华已经被捕，其家也被监控，阴差阳错，王军涛并未被警察发现。王军涛转而来到华中师大肖远家。肖远惊喜之余，坚决不放王军涛走，表示责任再大，后果再严重，也要承担起来。肖远时任华中师大开发公司总经理，其父是著名经济学家萧萐父。

肖远很快找了大江高科技研究所老总邬礼堂，说了王军涛的情况。大江高科技研究所属于民办机构，下属不少企业，当时的发展势头很好。邬并不认识王军涛，是一个见识过政治险恶的“老江湖”，1989年民运期间不许旗下员工参与任何活动，其研究所因此还被《人民日报》作为反动乱的模范单位报道。但是，邬信任肖远，于是，他说：让我与王军涛当面谈一次，再做决定。邬与王军涛谈了话，确定王军涛值得救援，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王军涛躲过追捕。他将王军涛隐藏在属下的一个偏避的养鸡场里。

中共当局久久抓不到王军涛，陈子明，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身在美国的钱建军。钱建军当时在海外民运中非常活跃，担任全美学自联总部监事，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总部监事，此前，曾与丁楚（本名房志远，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活跃于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杂志。

钱建军回国后以王军涛老朋友的身份，找到包括费远在内的一些王军涛的朋友，打听王军涛的下落，说是代表海外的朋友来营救王军涛逃离中国，称王军涛处境非常危险，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必须得逃离中国。费远是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与王军涛同样属于体制外的活跃分子，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北京经济科学社会研究所担任所务委员，同时担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社长。费远最终相信了钱建军的说法，答应出面寻找王军涛。

费远后来到武汉找刘丹红，刘当然知道费的身份以及与王军涛的关系，但在那时的特殊情况下，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她说自己不知道王军涛的下落，但可以帮助寻找。刘用暗语将情况转告王军涛，王决定与费见面，因为武汉不能再呆下去，必须转移一个地方了。后来与费约好在长沙火车站见面。王军涛最后在长沙火车站候车大厅被捕。是祸躲不过，本来由于王军涛晚点了，警察和费远已经准备撤离，只是其中一个警察临时提议再等一会儿，结果逮到大鱼。

在确定王军涛身处武汉之后，费远即遭逮捕，警察给了两条出路：一是配合抓捕王军涛；一是入狱。并说，上面已经下令，如果王军涛拒捕，当场予以击毙。你是王军涛的老朋友，如果你配合，顺利抓住他，他就不会有生命危险。费选择了第一条路。

费与王军涛被捕有关，但他是“鱼饵”，走到哪，警察就盯到哪，后来他配合不配合警察，其实已经不很重要，王军涛的行踪已经被掌握。王军涛是被钱建军出卖的，也就是说，钱才是真正出卖王军涛的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界一直不知道钱建军的存在，将王军涛被捕的责任全部算在费的身上。

1994年4月，王军涛作为第一个被从狱中送往海外的中国政治犯抵达美国，下飞机以后给我打电话，委托我致电一些朋友表示感谢，我一一提出人名，当提到钱建军时，王军涛笑了起来，说，他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才知道是钱建军出卖了王军涛。向王军涛透露内情的是一个中国体制内的高层人士。

果不其然，王军涛一出国，钱建军就从海外民运中消失了。当年，全美学自联召开代表大会，王军涛作为贵宾出席，身为总部监事的钱却没有出席。稍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召开代表大会，身为总部监事的钱依然没有出席。好多年后，我从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有关世界华人写作协会的消息报道中看到少君（钱建军在海外的笔名）这个熟悉的名字，才知道定居美国德克萨斯州修斯顿市的钱建军摇身一变，成了世界华人写作协会德克萨斯州分会会长。如今钱仍然在世界华人写作协会中活动，依然很活跃，只是从民运界转到了文化界。

钱建军是北大1978级学生，担任北大学生会文化部部长，非常活跃，与学生活跃分子王军涛等人很接近。据可靠消息，钱建军在北大就读期间因校外“男女问题”（我这里的措辞比较客气）被有关部门抓住，给他两条路选择：一是当“线民”（职业学生），一是交由校方处理，开除学籍。钱选了第一条路。

我与钱建军也曾有过一次“交锋”，他企图打我的主意，那是我带着国内落难者资料刚刚抵达美国的时候。1990年9月，民主中国阵线在旧金山召开第二届世界代表大会，我从洛杉矶赴会，这是我第一次在民运会议中露面。报到后，我与一起乘车从洛杉矶赴会的林长盛（曾任全美学自联主席）同住一屋。没想到，傍晚回屋时，室友已经被悄悄换了，一个陌生人在屋内等我。我一进屋，那人就笑容满面地迎上来，说：你是老北大的吧？很面熟。我的确是北大1977级学生，但我并不认识他。我回答说：我是北大77级的，但很抱歉，我不认识你。他说：我叫钱建军，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你不认识我吗？他当年太活跃了，尽管我是埋首古书堆的“出土文物”，经他一提醒，还真的有点脸熟了。他热情地请我外出吃饭，就餐期间，他一再打听国内朋友的情况，尤其是几位尚无下落的朋友。好在我军人出身，警惕性够高的，没有让他得逞。有关国内情况我只与时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的严家其单独谈，连老朋友张伦都没有让他在座。张伦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务委员，时任严家其的主席助理。

钱建军最近几年定居在美国阿里桑那州的凤凰城，与方励之夫妇同在一座城市。经常登门拜访方励之夫妇。

费远一直在北京商海打滚，早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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