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并幸运地成为27万77级大学生中的一员。77年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拉开了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序幕。本文曾发表于2007年的《美中报导》，现重新修改，再次与朋友们分享，一起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2017年12月10日）

从小到大，我所经历的各种考试，已经数不清了。唯有两次考试，令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参加北京市的初中入学考试，当时只考算术语文两门，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虽然当时在政治上不得志，但还算生活安逸，吃穿不愁，一家人其乐融融，因此不愁没有素材写“我的家庭”。我在考试中发挥正常，考入第一志愿北京四中。四中是全国重点中学，有不少著名的特级，一级教师，高考录取率当时在全国名列前茅。每年都有很多四中毕业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全国重点大学，连四中的校门都和清华的二校门相似。在四中只要努力学习，将来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我从小常随父母一起回清华参加校庆，耳濡目染，期望着将来长大也能上清华。考上北京四中，离我的清华梦又近了一步。我在四中努力学习的同时，还参加了位于什刹海的北京市业余体校篮球队和北海少年科技馆航海组，平时放学后去业余体校打篮球，周末身穿白色的小海军服，驾驶“少年先锋号”喷水拖轮，载满小朋友们在北海游弋，机器轰鸣，水波荡漾，“北海的游艇装满了红领巾的欢笑”。每当国庆，我们和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一起，随着“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永远跟着毛泽东”的歌声，接受检阅，放飞和平鸽。当时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一心想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好景不长，我在四中只上到初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家里被抄家，学校停课，到处"破四旧"，批"封资修"，斗"走资派"，珍贵的图书资料也被付之一炬，全国废除高考，大学停止招生。连我一心向往的清华也开始了武斗，和四中大门相似的清华二校门也被夷为平地。在亲自鼓动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青年学生造反，达到天下大乱之后，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失学青年们一批批背井离乡，到农村插队落户。

年仅16岁的我也加入知青行列，踏上西行的列车，和同学们一起到陕北延长县插队。陕北农村条件及其艰苦，我们住的土窑在塬上，送我们去的老师一到山脚就傻眼了，上山没有大路，知青的大木箱都是由老乡背上山的。山上没有水源，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赶着毛驴下山驮水。记得《西行漫记》里描述过，陕西农民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时，结婚前，和去世后。烧水做饭的柴禾要到山上山下四处搜寻。经过多年的砍伐，当地早已变成了荒山秃岭，所有能找到的小树杈和茅草都被砍伐烧光。村里没电，很多老农连电灯是什麽都不知道。种地也是全凭人力，靠天吃饭，用不上任何农业机械和水利设施，连大牲口也没有几头。几十年前，陕北的老乡们接纳了饥寒交迫的红军，尽自己所能支援八路军抗战，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可几十年过去了，陕北革命老区的农民却依然过着如此贫困潦倒的生活。我们不怕吃苦，可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让人认真思考，我们国家的前途在哪里，我们个人的前途又在哪里？想想要在这样的穷乡僻壤扎根一辈子，真是感到前途渺茫，毫无希望。站在高塬上，知青们满含热泪朗诵文捷的诗，《我思念北京》，高唱“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后来，我抓住了知青回城的机会，把户口办回北京。在家待业一年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的一个集体所有制街道工厂当学徒。工厂在“灵境胡同”附近，占用了几处民居，是1958年"大跃进"时由许多街道老大妈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工厂成立之初只生产相册和文件夹，1970年成立了二极管车间，生产锗二极管。我刚到工厂时，干过装车卸车，倒煤运土，和泥搬砖，机械加工，钳工，电工。因为干活不惜力，又喜欢鼓捣电器，最后成为一名仪表维修工。我们厂不大，却也藏龙卧虎，除了建厂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大妈们，也有因“犯了错误”被发配来的大学生，因家庭成分不好，才华出众却被打成"裴多飞俱乐部骨干"而失去升学机会的老高中毕业生，以及陆续分配来的各届初高中学生。当时四人帮当道，极左横行，"抓革命"有功，"促生产"却极有可能被扣上"走白专道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帽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工作中学到不少知识，同时也深感自己在学校学得太少，渴望能继续上学。

大约从1972年开始，大学开始由各单位领导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由于我们厂小，名额有限，再加上本人家庭政治背景条件，我是不可能被单位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1973年，听说在领导推荐的同时，也要考一些文化知识，我也开始准备复习，希望能碰碰运气。结果因为当年张铁生的一张白卷，狠批资产阶级回潮，我上学的希望也破灭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抓紧一切可能的学习机会，在自学的同时，去北京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参加机械制图，电工原理等工人培训班，下班后顶着西北风骑车从城里到清华为年轻教师开的线性代数讲习班蹭课。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秋，小道消息传来我们盼望已久的恢复高考的消息。厂里的不少同伴都跃跃欲试，却又忧心忡忡。我们大部份人初中都没毕业，已经离开学校十多年，很多科目都没学过，少数学过的也忘得差不多了，甚至连课本都没有，而且复习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还不能耽误上班，耽误“抓革命促生产”。这十多年中的十二届学生要同时参加1977年即将恢复的高考，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尽管如此，我们也意识到，这次高考可能是我们的最后唯一的一次机会，只有放手一搏，成败在此一举。厂里的一些同事自愿组成了互助组，想尽各种办法找来当时所能找到的中学教材，一致推举老汪为"学术带头人"，临阵磨枪，准备高考。

老汪是北京四中６６届高中毕业生。要不是因为"文化革命"取消了高考，很可能早已当上了大学教授。他不修边幅，一派老夫子气，两只脚上的袜子常常穿出不同的颜色。然而，他给我们这些只有小学，初中水平的"老童生"解答起问题来，却是深入浅出，头头是道，数学证明推导极为严谨。就这样，我们先尽可能填补空白，把没学过的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物理，化学恶补一遍，然后再挑重点巩固提高。大家白天还要上班，只能利用晚上下班后的时间复习，回到家还要接着做习题，每天都忙到深夜。因连日劳碌，睡眠不足，我在考试一天天临近时却患了感冒，发起高烧，只好请厂医务室大夫給我打抗菌素和退烧针，带病上考场。就这样，在匆匆忙忙，焦头烂额的恶补之中，我们迎来了令我终生难忘的另一场考试，因文化革命而中断十一年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１９７７年高考。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作为全国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我骑车来到北京十三中考场。当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物）理化（学），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虽然我在学校只上到初二，但平时的自学和两个月的临阵磨枪还是卓有成效。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自我感觉还好。语文考试只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看到题目，我马上想到了１９７６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大悲大喜，国家和我个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哪一年的经历和感受能像１９７６年这样值得大书特书呢？主意已定，马上开篇："在我身边，珍藏着一个红色的日记本，它记载着难忘的１９７６年......"。我写到自己在１月８日清晨被哀乐惊醒，深深地为国家的未来而耽忧。我写了十里长街送灵车，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人海，......，以及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后，我们是如何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长安街上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到菜市场买螃蟹，拿到捆成一串的三公一母后，还要加上一句，“看你横行到几时！”

当时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还没有被"平反"，政治上还在讲两个"凡是"。但我在作文答卷中打了个"擦边球"，将天安门事件比作"国会纵火案"，并引用了鲁迅的话，"墨写的谎言，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痛斥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终将被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走出考场，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直抒胸臆，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可是过了几天，又传来了坏消息。据说这次高考作文题的本意是让考生写１９７７年，凡是写其他年份的都算跑题。可能像我这样写１９７６年的作文很多，而这些作文又引起了阅卷老师们的共鸣，他（她）们为我们这些考生仗义执言，使得北京市高考阅卷和招生委员会作出决定，写１９７６年的作文不算跑题。我的高考作文答卷也得到阅卷老师们的欣赏，给了我９０分的高分，使我１９７７年高考的四门总成绩达到353分。据说当年北京市有三条高考分数线：在校考生的分数线是327分（在校生1977年招300人，从第一名数到第300名在校生的四门总成绩是327分），应届毕业生的分数线是305分，其他考生的分数线是265分。一般估计，我的考分应该达到当年清华在北京的录取标准了，我们全家都在热切期盼着早日实现我的清华梦，再续清华缘。

然而，尽管我的高考总分远远高于北京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我朝思暮想的录取通知书却一直不见踪影。1978年春节过后，陆续传来各高校发出录取通知书的消息，我妹妹也拿到了她报考的医学院的录取通知，而我每天满怀希望地盼着邮递员来送信，却又每天失望地看着他远去。情急之中，妈妈和我一起到清华找叔叔的同学，当时在清华“教改组”工作的老师打探消息，得知是卡在政审一关。文化革命中，我爷爷的一个熟人被“专政”，她迫于压力，编造口供，诬告我爷爷是美国特务，导致我爷爷也被专政，当时还没有被“平反”。另外我的外公外婆，舅舅，两个姨都在台湾，虽然不是军警宪特，只是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我们却是说不清道不明。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是压在我们两代人身上的沉重包袱，它使我失去了参军和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如今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也还是我求学路上躲不开绕不过的一道坎，当时我感到非常无助和悲凉，不知命运将把我抛向何方。

文革十年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当时有不少人像我这样因政审而被挡在大学校门之外，其中也包括我的同班同学刘源（源）。据说他曾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希望能有机会上学。在这一关键时刻，有关部门又放宽了政审条件，部分高校再次扩招，我也终于等到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有幸赶上了77年高考的末班车，成为文化革命后首次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并取得学士学位的一千零一十七名１９７７级同学之一。 

1977年恢复高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有幸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参加这史无前例的1977年高考并胜出，这其中既有命运的安排，也有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抗争。四十年来，我一直十分感激在１９７７年高考中仗义执言的阅卷老师们，特别是给我作文阅卷老师们的知遇之恩。可惜我连他（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年的阅卷资料可能也不复存在了。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当年未曾谋面的恩师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希望他（她）们都还健在，并有机会看到这篇短文。我也非常感谢当年清华帮我打探消息的老师，四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向他当面致谢。希望2018年庆祝清华1977级入校40周年时，能当面向他表达我埋藏在心底四十年的感激之情。

《国家记忆》《高考一九七七》截图

1980年北京家中

清华宿舍中

当年一起复习并先后考上大学的同事们

热爱生命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