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前排右二）在他创办的新闻馆前与新闻系师生合影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新闻教育初创时期。1924年，复旦大学国文部主任邵力子开设《新闻学及现代政治》课程，1926年9月首次以新闻系名义招生。1929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

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有的坚守校园，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有的奔赴各地，在抗战前沿阵地报效祖国。他们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陈望道：让有志青年学以致用

■口述人：陈振新（陈望道之子）整理：本报记者 刘璐

我的父亲陈望道是1920年9月进复旦大学国文部任教的。1924年，父亲开设了新闻学讲座课程，1927年，他又把新闻学讲座扩充成了新闻学组，聘名人 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课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才有可能把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两 个系。父亲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新闻学系系主任则由谢六逸先生担任。

联名发表“告世界书”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父亲正在上海寓所写作 《修辞学发凡》。9月28日，他在《文艺新闻》（第29号）上发表《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一文，抗议日本侵略中国。

1932年，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全面爆发。几天后的2月3日，父亲同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43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 世界书》，表达了文化界对“一·二八”事变的态度。2月8日，他又同鲁迅、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并在2月9日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上，被推选为秘书长。

因为父亲从事这些抗日活动，不久就上了汪伪特务的黑名单。1933年夏天，他的大江书铺被迫停业。9月，他又被逼离开上海，赴安徽大学。即使在安徽，教室 里也少不了监视他的特务。父亲曾经告诉我，那时他在上面讲课，一看下面这些生面孔，就知道是特务。后来他就用英文讲，特务听了半天，不懂父亲说的是什么， 就走了。

做光明使者普罗密修士

从1935到1937年，父亲在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工作了两年，除了主持中文科的工作，讲授修辞学、中国文法学等课程外，在他的倡议下，学校还创办了校刊《月牙》。

《月牙》 密切配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办得很有生气。为配合全面抗战宣传，还出版过“抗日专号”。

当时师专还有一份由父亲亲自指导创办、并由他命名的“普罗密修士壁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父亲的解释是:“普罗密修士是希腊神话中造福于人类之神。他 曾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给人类以光明。目前中国也正需要光明。我们广西师专的每个同学，都应成为敢于斗争、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普罗密修士。”

父亲虽然不是戏剧家，却是话剧的倡导者，在他和教务长陈此生的支持下，师专成立了剧团。父亲特地邀请了上海著名戏剧家沈西苓来师专工作。沈西苓原在上海从 事左翼戏剧运动，导演过《西线无战事》《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 等进步话剧和电影。1936年4月，广西桂林师专剧团演出了《怒吼吧，中国!》，当年4月5日的 《桂林日报》还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师专剧团公演特刊》，公布了全体演职员名单，父亲和沈西苓都出现在了“导演团”中。

1937年，父亲从广西回到上海。在地下党领导下，他与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随后的两年间，他亲自到难民所开 展扫盲、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传工作，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举办的“第一次难民新文字读写成绩表演会”上，发表讲话并颁奖。为了宣传祖国语言文字，父亲与陈鹤 琴等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名义，借上海大新公司五楼，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中国语文展览会”，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为抗战培养有用人才

父亲于1940年秋离开上海，经香港回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在重庆复旦大学的5年，父亲主要从事新闻教育，为抗战培养了许多新闻人才。

1942年出任新闻系主任后，父亲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在讨论新闻系系铭的过程中，有人曾提出“打成一片”四个字，眼看要举手通过 了，父亲说：“我建议还是以‘好学力行’作为新闻系的系铭为好，学行并重，这才是对新闻人根本的要求。”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了以“好学力行”作为系铭。

父亲十分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特别把《哲学原理》《伦理学》（也就是逻辑学）作为必修课，希望学生学会辩证地看问题，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同时，又开 设了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的 《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英语写作》《新闻评论》和《报馆实习》等专业课程。他还经常请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王芸生等知名人士来校讲课。他自己 也讲授新闻专业课 《评论练习》，提出新闻评论写作必须“有胆有识”。胆，就是要有敢讲真话的胆量；识，就是所讲的话要有见地。

父亲录用人才不拘一格。1944年，复旦大学在重庆招生，湖南青年张啸虎报考新闻系，数学考了0分，但两篇作文（一篇白话文，一篇文言文）都考了100 分。按照规定，主科只要有一门吃了“鸭蛋”，就不能录取。时任系主任的父亲认为，一个投考新闻系的学生，一支笔能这样棒，应该破格录取。经过力争，终于破 格录取了这位同学，一时颇为轰动。后来这位才子在辽宁省电台工作，1979年后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去世后留下了二百余 万字的著作。

有一次，父亲在课堂上问：“哪一位同学能告诉我，我们每天来上课要经过的那座桥，两边的护栏杆有几根？”同学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举手。父亲严肃地说：“我们作为未来的新闻人，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事情，要有敏感性。”

父亲还十分注意培养新闻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他恢复了原先的复旦新闻通讯社，并且自任“复新通讯社”社长，出版《通讯稿》刊物，由学生当编辑，每周五发 油印稿，免费提供给重庆各大报社使用。他还鼓励学生办了《夏坝风》等30多种壁报。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也是父亲首创的。在晚会上，学生轮流做主席，人 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不但练习口才，还要能控制会场。晚会的主题事关国家前途，前后举办过100多次，父亲常去现场看，周谷城、邵力子都曾参加过，重庆记者 也常来。由于影响很大，一度引起复旦校方的担心，父亲却说：“出了事情，我负责！”

新闻馆就是夏坝的延安

父亲于1944年开始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目标是“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炎热的夏天，他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 在朋友家臭虫很多的床上。因为募款过度疲劳，他卧床病了一个多月。1945年4月5日，他亲自募捐筹建的新闻馆终于落成。在落成典礼上，父亲发表了“新闻 馆与新闻教育问题”的讲话。他说：“现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似乎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 用。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筹建新闻馆是想尝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基础。”

在大学里建立新闻馆，当时是一个创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的广泛赞许。《新华日报》发来“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于右任也发来了“新闻自由万 岁”的演讲词。新闻馆设有编辑室、会议室、印刷所、图书室以及收音广播室等，为新闻系的教学实习提供了良好的基地。这里成了全校进步师生争取自由的活动场 所，被誉为“夏坝的延安”。

父亲主持下的新闻系，短短几年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招生为例，1941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仅32人，为那一年报考复旦学生总数的6.4%； 而办学4年后的1945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增为479人，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学生总数的22.4%。

陈望道档 案

陈望道，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实际创始人。自1942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八年。他在重庆筹建了新闻馆，被称为“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舒宗侨：要“握直手中的笔”

■口述人：舒似茵（舒宗侨之女）整理：本报记者 刘璐

我父亲1932年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当时抗战还没全面爆发，但是民间的抗日团体已经在和日本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广大人民已经受了很多的苦，特别是 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方面也有许多抵抗，所以父亲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受苦最深、时间最长、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就是我们中国人。

父亲在复旦新闻系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成为一名热血青年。毕业前夕，他已经在刚刚创办的《立报》当记者。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他的新闻工作就没有断过。

一个世界战场的瞭望台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父亲参加了苏联塔斯社的工作，当时塔斯社在中国有一个记者站，他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先是在上海，后来退到南京，然后又到 了武汉，到了武汉以后，日本军队已经打过来了，父亲又随着塔斯社一起退到了重庆。辗转中，父亲采写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实况的报道，拍下了大量照片。他写过 有关“七君子事件”的深度报道，也采访过抗战爆发后的多次中日对垒，如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等。到重庆后不久，他和另外大概六七位当时比较进步的文化界人 士，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抓了起来，被关了五个月。

出狱以后，父亲经复旦校友程沧波介绍去了 《中央日报》，大概待了两年，在我父亲留下的文字当中，好像是说《中央日报》 是国民党官方的报纸，里面有些事情他觉得不太舒服，后来他就离开了《中央日报》，到美国新闻处工作。在这里，他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来自各国、各方面关于世界 战争的图片。

1942年，父亲创办了《联合画报》，排版、编辑、出版，他都要参与，我记得他说还要亲自校对。在那个战争的年代，办一本杂志条件非常艰苦，父亲经常要夜间工作，不能够很好地休息。

《联合画报》 用生动的图片，配以通俗的文字向民众报道世界各国抗击法西斯的情形，鼓舞民众的信心。无论世界哪个战场，只要有新闻，总有图片出现在《联合画报》上。像西 南太平洋大捷、中国鄂西大捷、非洲沙漠的胜利、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等新闻照片，都非常快地刊登出来。1943年元旦《联合画报》改为周刊后，更受读者欢 迎。除继续大量刊登新闻图片外，还增设了小品文、木刻、漫画、地图等，并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叶浅予、丁聪、张乐平等人撰文作画，把新闻性和艺 术性、趣味性结合起来，成为当时国内最为完整的图片新闻报刊，被广大读者誉为“世界战场的瞭望台”，“联合国奋斗的缩影”。作为战时宣传品，《联合画报》 还由美国空军作为pa－per bomb（纸弹）空投到国内沦陷区，突破日本实施的信息封锁，传递盟国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消息。到日本投降时，一共投掷了二十万七千多份。

皮箱里只有照片和文字

1945年抗战结束，很快父亲就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厚厚的一本书。他把自己在抗战时期利用中、美、英三国宣传机构的便利条件和先进技术搜集的大 量珍贵图片和资料，精选到一处。全书文字约35万字，图片近千幅，地图82幅，文献64种，直观、形象地表现这一阶段的情形，展现了如南京大屠杀、西西里 之战、苏德之战、原子弹轰炸等场景。

还有一本 《中国抗战画史》，是父亲和曹聚仁先生合编的，我父亲说当时销路很好。曹聚仁是复旦教中国文学的老师，我父亲读书时听过他的课，他们是师生关系。后来曹聚 仁先生找到我父亲，说我们能不能结合两人所长，再搞一个更全面的《中国抗战画史》。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曹聚仁出文字，我父亲做图片，编辑、出版、印刷这一 块，也是我父亲在弄。1947年，《中国抗战画史》面世。这本书有许多详尽的资料，有些还反映了当时编者对国共当局的一些看法。比如里面讲到，“有时我们 真不知道怎么样来描述这些战争，但是我们要记住，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握直手中的笔’”。我觉得父亲还是秉承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客观地反映历史 的真实。

书中大概有几十张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照片，父亲当时在工作中是没有办法搜集到这些东西的，他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回上海以后，去书店、地摊、国外的新 闻机构搜集来的，母亲就常听他说花高价买了什么照片。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的时候，母亲说他带了两只皮箱，里面几乎没有生活用品，也没有给小孩买什么东西，只 有他的照片和文字。

父亲曾经跑到思南路的八路军办事处要照片。八路军办事处很支持，给了他一百多张照片，以及一些文字的叙述，据说还是特意从延安转过来的。其实出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国共内战时期，他能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到书中，非常不易。

1948年，父亲又与魏守忠合编了《二次大战照片精华》。

两本有生命力的画史

解放后，父亲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也曾遭受迫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是新闻系的邵嘉陵老师告诉我的。我父亲被当成“右派”的时候，有一次他看见在一栋教学楼门口，陈望道先生握着我父亲的手说了几句话。要知道，那个时候别人看到我父亲躲都来不及。不管陈望道先生当时说了些什么，父亲一定是感觉很温暖的。

我以前也没有仔细看过父亲留下的书，因为实在是太厚了。但是当我退休以后，仔仔细细静下心来看的时候，我才感受到，我父亲也好，曹聚仁先生也好，在当时都 是非常真实、非常敬业的新闻工作者。所以这两本书，也有一定的生命力，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时间的考验，2011到2013年，这两本书又出了新版。就像《第 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序中说的，“在战争中，十万万以上的民主国家人民，结成一条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线，向轴心国作战，他们尤其希望这次战争完了之后，全世界能彼此和谐地生活 在一个共同的理想——民主政治的环境中，奠定世界人类永久和平的基础”。我想，今天的年轻读者都可以看一看这些照片和文字，更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珍爱如今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舒宗侨档 案

舒宗侨，著名摄影家、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曾任上海《立报》记者、苏联塔斯社记者，担任过重庆《中央日报》国际新闻编辑，1942年在重庆创办 《联合画报》，出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合编）、《二次大战照片精华》（与魏守忠合编）、《学生解放运动画史》等画册。 1956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首届常务理事，晚年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理事兼《中国摄影史》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