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现场。资料图片

一名游客走过德国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群。新华社发

东京审判现场。资料图片

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收集的法兰克福审判庭审证据。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珺摄

二战结束后，德国纳粹首要战犯和日本甲级战犯分别受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些审判代表人类进步力量对法西斯邪恶势力和日本军国 主义的侵略责任、反人类罪行的严正清算，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1963年至1965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是又一次大规模 的对纳粹罪行的追责行动，它对德国认识战争罪责、反省纳粹罪行，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纽伦堡审判，严惩促进反省

邸  文

1945年8月8日，美、苏、英、法在伦敦签署《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公正而迅速地审判和惩治轴心国的主要战犯，后来又有19个国家参加这项协定。 不久，美、苏、英、法4国各派1名法官及1名预备法官在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组成国际军事法庭，正式起诉法西斯德国的主要战犯。

纽伦堡曾是法西斯党的“发祥地”。1935年，纳粹德国在这里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将迫害犹太人变成了“成文法律”。它在希特勒德国时代的风 光无限使它沦为英美盟军的重点轰炸对象，到1945年，该城90%的建筑物均在战火中被摧毁，但纽伦堡法院却幸存下来。在这座城市进行审判，标志着对德国 纳粹思想的彻底清算，象征着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罪与罚”。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名记者，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被任命为美国公诉代表。审判开始时，杰克逊庄严地说：“今天，真正的公诉人是整个人类文明。”

从这一天到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216次，进行公诉、辩论和审判，传讯了约400多名证人和知情人。法庭办案人员查阅了30多万 份文件，其中包括6000多份德国法西斯党和国家颁布的各种秘密档案，法庭审判记录和证据被装订为12大本文献。这些证据向全世界揭露了法西斯德国的罪恶 真相。

法庭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对22名战争首犯进行了庄严的判决：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等12人绞刑，判处3人无期徒刑，判处4人有期徒刑。同时，法庭宣判法西斯党领导集团、党卫队和保安部门以及秘密警察为犯罪组织。

起初，德国大多数民众对德国的彻底失败和完全崩溃无法接受，然而，随着纽伦堡审判的展开，法西斯政权的真实面目和滔天罪行逐渐被揭露，战争罪行的审判记录 由报纸、杂志、广播和电影广为传播。德国人为此感到强烈震惊、愤怒和羞愧。对德国而言，这一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是同纳粹过去划清界限的开始，摧垮了纳 粹政权产生的社会基础，德意志民族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1946年8月一份有关调查表明，约80%的德国人认为这次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无可争辩。 

1953年，德国阿登纳政府通过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案，每年支付赔偿费数十亿马克。至1999年，德国政府赔偿总金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1970年12 月7日，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惊天一跪，显示了德意志民族承担历史责任的决心和勇气。2005年5月8日，德国总统克勒声明， 德国不会忘记法西斯专制统治下的12年以及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的不幸。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努力修好睦邻关系。立足西方，在西欧实现德、法和解；推行“新东方政策”，在东欧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缓和关系。德国政府注重青少年二战 史教育，第三帝国作为最黑暗的一页列入德国的历史教科书。1994年9月，联邦法院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从法律上限制纳粹的死灰复燃。

从战后至今，在数以百万计的反法西斯进步民主人士不懈努力下，承认侵略战争历史、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已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正因为敢于面对侵略历史，敢于承担历史责任，德国赢得了其他国家的谅解和尊重，这也为德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实现了战后德国的统一。

如今，德国正以一个强国姿态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的话意味深长：对过去的清算是实现战后和解的前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东京审判，成果不容抹煞

汤重南

1945年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议公报》，授予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审判日本战犯的权力。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在东京审判日本 首要战犯。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浚检察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法庭。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原陆军省大厅正式开庭。昔日日本法西斯在这座大楼里炮制、策划侵略他国的罪恶计划，今日在这里接受国际法庭正义的审判。

起诉书控告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破坏和平罪、杀人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三大类共55项罪状。审判揭露了日本自1928年1月至1945年9月期间策 划、准备、发动、推行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内阁会议记录、五相会议记录、“伪满洲国”秘密文件以及侵略战争中的证人和证据等都是明证。

东京审判前后历时2年7个月，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4336件。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宣布判决结果， 判决书长达1231页，仅宣判就耗时7天。28名被告除永野修身和松冈洋右病死、大川周明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 机、土肥原贤二等7人被判处死刑，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被判处20年和7年徒刑。1948年12月23 日，东条英机等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和军国主义暴行进行的正义审判。在这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中，东京法庭对日本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揭露、追究，并用法律手段、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合理、合法的审判和定罪，惩处了战犯，伸张了正义，捍卫了和平与人道主义精神。

东京审判维护、保障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也奠定了战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法律基础，确立了战后国际法准则。东京审判向 世界宣示，任何国家、集团和个人计划、准备、发动、指挥侵略战争，都是对国际法的违反，都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必定受到严厉惩罚。世人应该充分肯定东京审判 的积极成果和重大意义。

日本政府曾在与美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结果，但日本右翼势力对此耿耿于怀，日本国内始终存在否定东京审判、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逆流。

不过，东京审判存在的不足，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日本政治右倾化埋下了隐患。

东京审判最后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建立在恐怖、残忍、兽行和大屠杀基础上的反人类罪行，如南京大屠杀、虐俘、杀俘、摧残劳工、强奸妇女等残暴行为，不是发 生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而是贯穿于其对外侵略战争始终，说明“这类暴行或是遵照密令作出的，或是经过日本政府或政府成员以及军方领导人允许后作出的”。可 即便如此，东京审判并未把代表日本国家的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甚至连支撑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财阀集团也未走上被告席。

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多处涉及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但侵华日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累累暴行并未能被绳之以法，一些重要战犯如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等未得到应有的惩罚，连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也因为向美国提供了细菌试验资料而逃脱了惩处，不能不说是重大遗憾。

除7名被判死刑的甲级战犯被执行外，被判有期徒刑的其他甲级战犯在1953年刑期未满时便被提前释放。重光葵等还出任过日本战后政府的国务大臣。战争时期 担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甲级战犯嫌疑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在1957年后曾两次出任日本首相。到1958年5月，日本乙级、丙级战犯 全部得以释放。1978年10月，14名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以“昭和殉难者”身份被秘密合祀，接受日本右翼、政界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人员的参拜。这不能不 引起受日本侵略国家的严正抗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法兰克福审判，执法也是教育

本报驻德国记者  郑  红  冯雪珺

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以下简称法兰克福审判），最早缘于一封揭发信。上世纪50年代，有人给联邦德国司法机构和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秘书长同 时发信，指出有一个参与指挥大屠杀的党卫军军官逍遥法外。信中提供了确凿证据。在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敦促下，1958年底，法兰克福检察院起诉了前奥斯 维辛集中营纳粹高级军官威廉姆·伯格。 

1959年1月，《法兰克福评论报》记者托马斯·格尼尔卡在深入调查后，给当时的黑森州大法官弗里茨·鲍尔寄去一封长达8页的信，信中是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部以及纳粹党卫军的公函等资料。鲍尔法官一直坚持追查纳粹大屠杀罪行，这次他抓住了机会。

当年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成员有6000多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大屠杀。法兰克福审判就是针对这些较低一级军官的。战后，他们多已销声匿 迹，潜入社会。而当年在纽伦堡审判和克拉科夫审判时，这些人之所以逃脱了审判，借口就是他们是下级，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主动参与屠杀。

1963年，审判在鲍尔的推动下，终于在法兰克福拉开序幕。之后历时近3年的审判对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谋杀罪行一一清算，留下了总计430个小时 的庭审录音。除了2名被告因健康原因无法接受庭审，2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军官，被送上了被告席。幸存者对悲惨遭遇的陈述、对奥斯维辛恐怖的控诉，使 法官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最后，有6名战犯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这是当时的最高刑罚，另有10人因参与谋杀罪被判处3年半至14年监禁。

审判这个话题，当时在德国司法体系内并不受欢迎。“公开审判之前，我们收到了不少来信，反对公开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军官。甚至有同事建议，为避免过 激舆论，改成小范围的多次庭审。然而，弗里茨·鲍尔顶住了压力！几乎所有幸存者都到庭作证。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向法庭陈述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 指认罪犯。法兰克福审判结束之后，每个德国人都知道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也是鲍尔一生致力的夙愿——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弗里茨·鲍 尔研究所档案室内，记者对面坐着法兰克福审判的检察官之一、87岁高龄的格哈德·维泽。 

维泽对记者说：“其实年轻人对法兰克福审判的兴趣比他们的父辈还要浓。纳粹历史还没走远，那些幸存者、战争遗孤还活着，在这些家庭里，纳粹恐怖永远是一个 话题，带来的创伤长期存在。”无论是那些在纳粹时期选择盲目站在施暴者一方的德国人的子女，还是那些幸存者及其子女，都急需一个公正审判，去清算德国在纳 粹时期犯下的罪恶，释放他们心头的困惑与压抑。在弗里茨·鲍尔研究所研究员维尔纳·伦茨看来，法兰克福审判正好就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

从1959年6月至1963年，维泽等人参阅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19个国家359位证人，其中包括211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写下了长达700页的公诉书。“那时候，听众席上每次都是满满的人群。直到1965年审判结束，讨论依旧持续了很久。”维泽回忆道。

从德国人对二战反思的角度看，法兰克福审判也许更有价值。审判曾引起联邦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它结束了德国社会对于纳粹大屠杀罪行的沉默、压抑和忘却。有两万多人先后旁听了这场审判，其中有不少学生。

这次审判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联邦德国出现的大反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审判的旁听席上，有一位青年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在参加审判前还认为，第三 帝国的灭亡是不久前的事情，人们根本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它。但正像很多当时的青年人一样，审判的过程最终改变了他的看法。他感慨地说：“幸亏我出生得 比较晚啊。”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

法兰克福审判之后，德国对二战纳粹的审判并没有停止。只要发现纳粹分子的线索，检察机构就锲而不舍地追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审判往往是公开的，这不仅 是为了惩罚，更是为了警示未来。1995年，在黑森州政府和法兰克福市政府推动下，以弗里茨·鲍尔之名命名的研究所成立，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以正视历史 并进行反思。维泽说：“审判罪犯是我的职责，无论阻力多大，舆论如何。在德国，谋杀没有时效。是谋杀，就要得到审判。经历过二战的人还没有走远，德国不可 能忘记历史；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德国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如今，二战已经远去70年，在德国，对纳粹的追责工作仍在继续。今年4月21日，93岁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因涉嫌协助谋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关 押人员而在德国遭起诉。德国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副主任托马斯·威尔告诉本报记者，一群忙碌而坚定的人们从未停下脚步，只为一个信念：将所 有犯下谋杀罪行、逍遥法外的纳粹罪犯绳之以法，无论他们躲在世界哪个角落。

资料图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提供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5日 23 版）